在济南市档案馆保管的革命历史档案中存有几张发黄的小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一段话：“婷女最好送人、(或送)孤儿院，否则任她有病死了，肚子里的小生命可用药打下来，免得他们都做了没有爸的孩子跟着人家受罪，使我死不瞑目……。”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留下这样内容的文字，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姐夫失踪了

1946年夏，一个炎热的下午，在济南南关对山街9号的一间平房里，一个叫陈令慧的妇女就要临产了，屋子的男主人却不见踪影。院子里一个老者焦急地对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说，你表姐就快生了，你姐夫好几天都没回来了，快到国军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去找找，叫他赶快回家。少年一边答到：“舅舅放心，我一定把姐夫叫回来”，一边撒腿跑了出去。

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门前戒备森严，少年刚走到门前就被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让进，好说歹说，哨兵才答应给打电话叫一下。不一会院里出来一个上尉军官，这个军官是和姐夫在一起的，少年过去曾见过几面，少年走过去还没等与他答话，他冲过来就打这个少年，嘴里还嚷着：“哪里来的野小子！滚！”把其推搡到僻静处后随手将一个纸条塞给他并小声说道：“傅健行出事了，告诉家里别找了，再找就没命了，快走吧！”这时少年才明白军官故意揍他真实原因。少年惊恐地跑回家，看到舅舅一家人焦灼的目光，便故作镇静地编瞎话说：“表姐夫有紧急任务出差了”。不久，家里来了几个人把陈令慧和她的母亲、刚刚出生不久的男孩燕波和3岁的女孩燕婷带走了。

打入虎穴

    傅健行是什么人？又出了什么事呢？事情得从1945年秋的一天说起。这天傍晚，在趵突泉附近的一个茶馆里，一个细高挑的英俊青年点了一壶茶，慢慢地喝着，并不时地向四周观察着，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傅健行。这时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和傅健行打了个招呼，便坐到他的身边，声音低低地谈了起来。来人就是当时负责与傅健行单线联系的崔云超同志，他带来了地下党组织交给傅健行的新任务：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保卫我山东解放区，决定派傅健行同志打入敌军首脑机关收集有关情报。傅健行得知组织决定后，严肃地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完成任务。

    傅健行是陕西省沔县(今勉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东北义勇军，作战勇敢，屡次立功，后随部队来山东。1945年在济南养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任务之后，傅健行深知要想打入敌人高级军事指挥部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他走亲访友，奔波半个多月，终于打听到以前在东北军结识的一个名叫唐本吉的人，最近刚从外地调来济南，正在参与国民党驻山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筹组工作。傅健行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立即邀请唐到济南有名的聚丰德饭店叙谈。此后又帮其解决了婚姻问题。唐本吉对傅健行很是感激，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这期间，傅健行流露出自己在小学当代课教员，收入少，不稳定，想找出路的想法。唐感觉傅健行和自己都是东北军出身，在黄埔系军官占多数的总司令部，多一个帮手，互相也有个照应，就多次向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请求录用傅健行，甚至以撂挑子相威胁，才勉强获准。

11月下旬，健行同志终于打进了总司令部参谋处的书记室，在书记室当了准尉司书。

掌握机密

进入书记室后，傅健行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情报为党工作。为了扩大力量，傅健行在党组织指示下，又通过唐本吉介绍党员袁清华打入了书记室任上士文书。在袁清华的协助下，傅健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谨慎而急切地搜集着敌人的机密文件。短短一个月时间，傅健行和袁清华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全国各部队番号、代号表，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所属部队调防命令等等。不过这都是一些一般性的机密，党最需要的重要情况却见不到。原来，掌握书记室机密文件并负责抄写任务分配的是少尉司书邵晓之，一些重要机密文件均由他亲自抄印。为了接触更多密级更高的文件，傅健行和袁清华抓住司书邵晓之贪酒好色误了急件一事大做文章，顺利地得到了分配机密文件抄印任务的权力。此后，傅健行对凡是有重要价值的机密文件都挑出来分给袁清华或留给自己，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转送出去。

在华东地区的一次战役中，解放军某部利用傅健行提供的空降地面布板信号，成功地将3架国民党运输机载运的物资截获。1946年2月，济南工委给傅健行记大功一次。从2月到4月，傅健行和袁清华相继将二十集团军定期统计报表，国民党军用电报密码定期变换通令，国民党部队联络旗语、灯号、口令定期变换通令，全国防御工事构筑标准设计图册，济南市城防腹案等报送给区党委。

傅健行并不满足这些成果，他在考虑如何将敌人在山东的战略计划和行动部署设法搞到手。

处境危险

此时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也不断收到报告，说有不明番号的部队，夜间打着国民党的信号通过封锁线；也有国民党部队调防时，中途遇到解放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的报告。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官员疑窦丛生，4月，便派特务胡桂符以上士文书身份到书记室侦察线索，此人年纪在40岁上下，个子不高，一身肥肉，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黑框眼镜，穿着一身旧的不合身的士兵军装。他每天除了抄印文件外，不多言不多语，但看事听话却非常细心。经过观察，有几个疑点引起健行、清华同志对这个人的怀疑：一是此人40多岁了，还来干上士文书，每月这点兵饷根本不能养活老婆孩子；二是其高度近视，看书、写字那么费劲，为什么还来专干抄写文件的差事；三是其举止鬼祟，曾趁傅健行不在的时候，翻阅分配抄印任务的登记簿，点数抄印完的文件的份数。胡桂符还向别人打听，为什么让傅干分配抄印任务的工作。经过分析，他们确定这家伙是派来的特务。而且特务对傅健行已经盯上了。为了安全起见，清华建议傅健行向支部请示一下，是否傅先撤退，任务由他继续完成。“不怕!”傅健行坚定地说：“争取战争的胜利要紧。如果我放弃了分配抄印的工作，你一个人在这里就难于完成任务了。”此后，两人提高警惕，小心谨慎，胡桂符来书记室查了两个月也没查出问题。

    6月中旬，崔云超同志将组织上第二次给傅健行记大功的决定和战场上丢失文件的消息转告给了傅健行，要求他立即带着快要临盆的妻子和孩子撤到解放区。但就在这时， 傅健行得知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刚刚开过高级军官会议，准备调动大量兵力打通胶济铁路线，估计最近几天就会通过参谋处发布详细作战计划命令，为获得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健行同志表示等把这一重要机密搞到手后再撤出敌巢。

                      英勇就义

这期间，敌人也正在为查不出泄密根源而一筹莫展，此时突然收到在进攻解放区时拾到的一份“胶济线国民党军配置实力图”密件情报，立即将怀疑的对象锁定在书记室，并立即进行调查。在审讯书记室分工抄印这份报告的文书尹斯方时，尹供说：这份报告要求发出3份，按规定在3张复写纸上面，还须盖一张纸，才能抄写。复写完成后，把3份复写好的和抄在上面的一份，全部交给傅司书了。

此刻傅健行尽管知道自己处境已很危险，但仍沉着镇定地工作着。6月底，敌军总司令部向所属各军发出了打通胶济线的命令。傅健行同志当天就把这个命令抄送给了党组织，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全部任务。但他还未来得急撤离，第二天就被敌人逮捕了。

这时，敌人已断定文件是傅健行泄漏出去的，但始终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对傅健行进行严刑逼供。傅健行面对敌人，坚强不屈，痛斥敌人法西斯暴行，坚定地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8月2日，健行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抱着宁死不屈的坚强决心，于周村火车站从容就义。

傅健行牺牲时，女儿仅有3岁，儿子还尚在母腹中，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同时考虑到万一自己牺牲后妻子和年幼孩子生活的艰难，因此，牺牲前他托人转给自己妻子一封遗书，其内容就是本文开头那段话。傅健行牺牲不久，我地下党组织找到他的遗属，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直至济南解放后才返回。